抗美援朝时的元帅们：夙夜在公 兢兢业业

       70年前的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坚强领导下，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华各族儿女同仇敌忾、保家卫国、气壮山河。作为国家和人民军队重要奠基者，后被授予元帅军衔的革命家们更是不惧强敌、夙夜在公、兢兢业业，为战胜强大对手作出艰巨而卓越的贡献，值得永远铭记。

　　奔赴朝鲜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集中精力巩固和建设大西北。美国入侵朝鲜、严重威胁我边境安全时，接到毛泽东密召的他火速抵京担当重任。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他指挥志愿军7个多月时间里进行5次战役，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迫使其接受停战谈判。1952年4月，积劳成疾的他回国治病，康复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与金日成一起去莫斯科拜会斯大林。1953年7月28日，朝鲜开城来凤庄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彭德怀在停战协定及补充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正式宣告抗美援朝战争结束。9月12日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振奋人心地总结这场战争：“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除彭德怀外，贺龙也亲赴朝鲜战场。10月21日至12月14日，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他率领8个分团5448人对中朝军队进行45天的慰问活动。在朝期间，贺龙对志愿军进行深入考察。他到夏季攻势作战地域和上甘岭、老秃山等处了解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为了多考察部队实情，他还特地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批准他晚几天回国。他认为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许多经验教训，可作为人民军队未来建设的参考。根据在朝鲜战场的考察研究，贺龙对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上提出诸多建议。

　　直接参与领导全局。1950年7月7日，中央军委召开国防军事会议，朱德、聂荣臻、罗荣桓等出席，初步商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这一方案获毛泽东同意并迅速实施。9月5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写信给毛泽东，认真分析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采取的战略战术后，提出“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作长期打算。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该抓紧建设空军、海军以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他从战略全局上统筹发展志愿军的军兵种建设。朱德对赴朝部队极为关心。遇到重大战斗行动时，他经常亲自作动员。他曾到山东曲阜看望即将赴朝的第九兵团并给指战员鼓劲。他带病坚持为第十九兵团作报告，讲述抗美援朝的意义，要求干部和战士一起摆出困难，找到解决的方法，做到和敌人交手时有充足胜利的把握。

　　时任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在军委直接领导下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复杂庞大的后勤保障。他亲自抓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武器装备运输、后勤供应、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等事项，和总后勤部等部门一起组织实施。聂荣臻经常通宵达旦，不仅忙着各种组织事务，还要对前线战况提出作战意见，上报军委和毛泽东，这让聂荣臻成为那段时期里“来毛主席这里次数最多的人”。

　　罗荣桓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组织领导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力抓部队轮换出国参战动员工作，调配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入朝，研究志愿军政治工作，组织慰问志愿军活动，还开展瓦解敌人和管理俘虏等工作。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激发了志愿军将士的战斗精神，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在大后方全力支持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矢志创办军事学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抗美援朝战争时，“军队急需懂得现代化作战的指挥官”成为他最关注的事情。他要求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美援朝伟大意义，安排训练部门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将其贯穿到军事学院教学中去。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举办作战经验报告会，邀请志愿军前线指挥员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等讲述作战情况，从炮火中学习，培养出大批高中级指挥员奔赴战场，为抗美援朝战争输送了重要人才。

　　陈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上海市市长，主要负责上海及华东地区工作。他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时说道：“我如今虽担任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在上海，他组织召集各界代表与会，力陈出兵参战的意义，号召各行各业群众支援前线志愿军作战，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稳定上海工商业制造生产，为志愿军经济物资供应作出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家急需橡胶制品，中央作出在华南地区建立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的决策。在广东工作的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直接负责起大面积种植橡胶的组织领导工作。作为华南军区司令员的他坚守祖国南大门，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为牵制志愿军朝鲜战场作战的诸多图谋和威胁。

　　新中国首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十分希望能坚持工作、共抗敌手，但他的病情不断发作，时常发烧，头痛更是剧烈，只能治疗休养。1951年5月25日，刚康复的他就肩负重任前往苏联。作为政务委员和赴苏代表团团长，他出访除了购买武器装备，还要多争取技术合作项目，发展我国军工事业，为抗美援朝以及军队发展提供更深入的支持。